中國樓市的限購政策，主要是針對住宅。商辦項目被限購，是從2016年北京通州開始的。當時通州被確定為首都副中心，市委市政府準備搬遷過去，為了抑制炒樓在全國率先限制了商辦物業。
隨后，高層發現北京樓市出現了問題：由于住宅限購非常嚴格，而商辦物業不限購，因此出現了很多“類住宅”。說白了，就是批地的時候是寫字樓，最后建成了住宅的樣子，有獨立衛生間、每套房子有上下水，有的甚至還有煤氣。
類住宅的銷量，一度超過住宅的銷量，讓北京限制人口增長的努力落空。
于是對商辦物業限制的空前大招出臺了：2017年3月，北京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商業、辦公類項目管理的公告”，不僅限購，而且禁止個人購買商辦物業的時候貸款，新建商辦物業還限制了最小面積(每套不得低于500平方米)。
隨后，一輪“限商”大潮在全國掀起，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紛紛跟進。
當時(2017年3月30日)廣州出臺的政策是：
商服類(商業和辦公，下同)房地產項目應當嚴格按規劃用途開發、建設、銷售、使用，未經批準，不得改變為居住用途。房地產開發企業新報建商服類房地產項目，最小分割單元不得低于300平方米。
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商服類物業，銷售對象應當是法人單位，法人單位購買的商服類物業不得作為居住使用，再次轉讓時，應當轉讓給法人單位。新政之前，已購買的商服類物業可轉讓給法人單位、也可轉讓給個人，個人取得不動產證滿2年后方可再次轉讓。
可見，廣州的政策也非常嚴厲。
但問題是，中國的商辦物業都供應過剩。主要原因是：
第一，地方政府重視GDP和稅收，住宅沒有房地產稅，只能在交易的時候產生稅收，而商辦物業是企業使用，可以持續產生稅收，因此各地新增土地往往傾向于商辦物業，造成過剩。
第二，商辦物業外表光鮮，裝上幕墻很漂亮、時尚，可以拉高城市顏值，所以地方政府歡迎。
第三，跟住宅比，商辦物業遠遠不是剛需。一個人有10到15平方米的辦公室就足夠了，人均1平米的商業面積就過剩了，但人均住宅面積多多益善。
第四，網購、網上辦公對商辦物業沖擊很大，但基本不沖擊住宅。你可以在網上購物、辦公，但不能住在網上。
中國商辦物業過剩到什么程度?在湖南的很多縣市，去化周期可以超過240個月，也就是20年不建新房都夠賣的。在深圳，辦公樓空置率偏高也一直被詬病。
不是每個城市都是北京。在中國，真正有資格、有必要限制人口增長的只有北京，連上海都玩不起“人口通縮”，已經開始從臨港新片區放松人口增長限制。
所以，北京以外的城市放松商辦物業限制，是必然的。
更何況，天量的商辦物業庫存成為經濟問題，鼓勵買都還來不及，怎么可能一直限制?
2018年12月，廣州首次放松了商辦物業限制，當時出臺的政策是“330”新政前拿地項目可賣個人。但是，個人購買商服類物業取得不動產證滿2年后方可再次轉讓。
2019年12月，深圳也取消了新增商務公寓“只租不售”的限制。
現在，廣州的新政是：不再限定銷售對象!
之所以出臺這個政策，顯然跟穩增長的巨大壓力有關。疫情正在向全球擴散，外需將受到嚴重影響。中國這一輪穩增長，只能主要依靠內需了。
商辦物業不是普通住宅，本來就沒有必要嚴格限制。這種限制其實壓制了“可居住房屋”的增長，反而不利于平抑房價。
放松限制，一方面可以去庫存，加快資金流動，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部分個人的投資和居住(公寓可以居住)需求，可謂一石二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