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間，清王朝正式開海禁，并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立了四個海關，分別作為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地的通商地。自唐代開始實行的中國對外貿易市舶制度終于終結，海關制度興起。
1842年，根據中英《南京條約》規定，寧波作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被迫開埠。由于長三角是絲、茶等產品的主要產地，浙海關關稅稅率也明顯低于粵海關，西方貨船便常來舟山沈家門港停泊，“舍粵就浙”現象不斷蔓延。寧波港的繁忙被光緒《鄞縣志》卷二記載下來：“鄞之商貿、聚于甬江，云集輻輳，閩人最多，粵人、吳人次之。”
150年后，寧波保稅區于1992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承載著進出口加工、國際貿易、保稅倉儲三大主體功能。
27年的積淀成績斐然，保稅區形成了在國際貿易、特色制造、保稅物流、外貿綜服等四個領域的產業集群。然而專注于實體產業的發展卻讓寧波錯過了互聯網經濟的上半場，尤其是2009年3G元年開始的移動互聯網紅利。同時，寧波的港口優勢與城市產業發展、城市后方經濟腹地并沒有很好地聯動起來。這些都導致寧波在與杭州等兄弟城市的競爭中落后。
GDP指標，10年前，南京落后寧波84億元，如今已高出寧波1000多億元;武漢落后寧波210億元，如今高出2000億元;曾落后1000億元的長沙也在今年上半年后來居上趕超寧波。
寧波需要改變，尤其是從互聯網的上半場——消費互聯網進入到下半場——產業互聯網。
保稅區率先行動，鼓勵企業探索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傳統產業龍頭企業中的創新應用，搭建金融科技(區塊鏈)產業園平臺，不斷集聚產業生態資源，覆蓋供應鏈金融、保險科技、跨境結算支付、金融監管科技等領域。
這是保稅區深思熟慮后的選擇。一方面，金融科技的核心在于風險控制，而風險控制最關鍵的要素是數據，作為首個“中國制造2025”示范點的寧波，正走在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快車道上，擁有巨大的數據寶藏;另一方面，寧波擁有93家上市公司，總市值超過8千億元，是培育更多金融領域應用場景的肥沃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