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習近平同志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人民調解工作的核心精神，正是“楓橋經驗”精髓的突出體現。浙江各地結合實際積極探索，溫州創新的“+人民調解”機制已成為化解糾紛的“利器”，為“楓橋經驗”寫下了新的注解。今年3月起，這一機制開始在全省推廣。

　　“我們是仙巖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人員，現在了解下你們要求調解的事項相關問題，請你們如實回答。”溫州市甌海區仙巖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人民調解員蔡志蒙說著，攤開面前的一張房屋租賃合同，并讓雙方核實合同的真實性。

　　這是一場關于房屋租賃糾紛的調解，僅通過文字描述的調解過程，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讓人難以想象的是，案例中糾紛雙方實現了橫跨大洋的“面對面”調解：當事人中的一方坐在位于甌海區人民調解中心的海外視頻調解室，而另一方遠在法國巴黎的調解聯絡點，調解過程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

　　經濟發達的溫州，在外僑胞多，從外地來溫州打拼的新溫州人也多，不少調解解決成本高、難度大，再加上人民調解員流動性大，專業性難提高，影響了調解成功率。而溫州通過探索“+人民調解”新機制破題，2017年，溫州市受理調處矛盾糾紛量首次突破10萬件，比上年上升13.06%，而調解成功率高達99.35%。

　　用案例來說話

　　“之前我對自己究竟能賠到多少錢心里沒底，后來從系統里看到了過去類似糾紛案件的調解結果，我才知道自己的要求確實高了。”當記者在溫州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簡稱溫州醫調委)見到糾紛當事人劉偉(化名)時，他不好意思地說。

　　幾天前，劉偉遭遇了一起由交通事故引發的三方醫療糾紛，因賠償問題談不攏，三方始終僵持不下，向溫州市醫調委主任李永清求助。

　　“調解這類糾紛，最關鍵的就是找到‘中間價’，但調解的難點也在這里。光憑調解員口說無憑，必須給當事人拿出以往的案例，用事實和數據說話。”2009年，從龍灣區公安分局政委一職退下來后，李永清一直帶著5名調解員奮戰在化解醫療糾紛一線。

　　李永清走路快、說話快、邏輯性強，因為調解糾紛很有一套，他被大家尊稱為“老李”。在溫州，一些遇到醫療糾紛的患者家屬，首選的不是去醫院“拉橫幅”，也不是到法院打官司，而是找老李“評評理”。

　　9年來，老李在不到10平方米大的辦公室受理調解了千余起醫療糾紛，攢下的“調解筆記”有50多本，摞起來及他半身高。他翻開其中一本說：“過去遇上醫療糾紛，都要找出來翻一翻，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案例可參考。自從有了人民調解優秀案例，我的這些調解筆記也光榮‘下崗’了。”

　　如今，老李只需要坐在電腦前，打開溫州市人民調解數據管理平臺，輸入幾個關鍵詞，系統就會自動匹配類似案例。

　　當天，老李在系統中輸入“交通事故”“單方全責”“醫院過錯”等關鍵詞，然后進行檢索比對，很快調取了幾條相似調解案例信息，打印出來給三方當事人看。

　　“當事人親眼看到過去的案例，各退一步，糾紛也就迎刃而解。”老李說，有了優秀案例，即使是新入行的調解員也能很快上手。

　　這也讓老李松了一口氣，這幾年，他最愁的就是接班人問題。“即使是我們這樣的專職人民調解員，流動性較大，經驗很難積累。現在有了這個，作為‘標準化調解’的參考樣本，讓人民調解工作事半功倍，調解結果更加合情合理，同時大大提高了調解效率。”老李說。

　　溫州市司法局局長盧斌告訴記者，近年來，他們先后建立調解組織、調解隊伍、調解對象、專家人才、糾紛數據、不成功案件、優秀案例、質量評估和學習資料九庫，并引入地圖定位技術，建成了門類齊全的數據集成中心。目前，平臺已采集各類糾紛數據40余萬件，為“+人民調解”提供強有力的數據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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