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二線城市人才爭奪戰”的討論很多。今年我國有750萬大學畢業生,一線城市以北京、上海為代表,戶口指標不斷收緊;二線城市以武漢、西安、長沙等為代表,則紛紛提出吸引百萬大學生就業創業的計劃。一場人才爭奪戰正進入白熱化狀態。據《2017年應屆畢業生就業報告——離校的抉擇》調查顯示:選擇北上廣深的人群比例為43.75%,選擇二線城市的人群比例為45.18%。大學生的就業選擇,已經不再是過去“擠破腦袋進一線”的一邊倒情況。
從“農民工爭奪戰”到“高校畢業生爭奪戰”
5月22日,武漢“戶籍新政”實施:18項戶口遷移政策調整,留在武漢創業就業的大學生,畢業3年內無須買房即可申請落戶,博士、碩士可直接落戶。一個月后,6月23日,又提出“支持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
5月26日,濟南發布“人才新政30條”:對企業新引進入戶的全日制博士、碩士研究生,按照每月1500元、1000元的標準連續發放三年租房補貼;在市人才服務局設立“人才集體戶”,來濟創業或就業的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和學士及以上學位的畢業生,憑與用人單位簽訂的勞動合同或依法注冊登記就業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可申請落戶。
6月29日,“長沙人才新政22條”發布:未來五年,將投入百億以上資金,吸引儲備100萬名人才;落戶并工作的博士、碩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畢業生,兩年內分別發放每年1.5萬元、1萬元、0.6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博士、碩士在長沙工作并首次購房,分別給予6萬元、3萬元購房補貼。
7月1日,南京《人才安居辦法》施行:對當地無房且5年內無住房登記信息和房屋交易記錄的六類人才,給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補貼,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產權房。
7月2日,成都提出“蓉漂計劃”:實行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畢業證落戶制度;對國際頂尖人才團隊來蓉創新創業給予最高1億元綜合資助;對畢業5年內在蓉創業的大學生,給予最高50萬元、最長3年貸款期限和全額貼息支持;每年4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六設為“蓉漂人才日”;支持在蓉高校和職業技術(技工)院校根據產業發展需要調整學科(專業)設置,給予最高2000萬元補貼;對各類急需緊缺人才發放“蓉城人才綠卡”;設立青年人才驛站,外地本科及以上應屆畢業生來蓉應聘可免費入住7天。
……
幾個月內,幾乎所有二線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天津、西安、重慶、濟南、青島、沈陽、長沙、大連、廈門、無錫、福州等,都出臺了優厚的人才政策,加入“人才爭奪戰”。
其實,這并不是第一次出現人才爭奪戰。就在幾年前,頻頻見諸報端的還是“農民工爭奪戰”。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以來,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類資源更多地由市場供求決定,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民工”成為我國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中的一道風景線。在經歷了被嫌棄、慢慢接受、逐步承認、融入城市的過程后,進入新世紀,很多城市甚至出現了“離不開農民工”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群體的貢獻遠遠超過給予他們的經濟回報和社會認可。
2004年,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首次發生“民工荒”,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當年珠江三角洲缺工約200萬人,主要是普通農民工。《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2004)指出:“企業缺工主要發生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反映缺工嚴重的主要是從事‘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集中在產品競爭比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電子裝配、服裝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業,其中部分臺資企業和中小型私營企業缺工更為嚴重”;“企業需求量大、嚴重短缺的主要是18歲—25歲的年輕女工”。
從此之后,招工難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即使在金融危機還在進行中的2009年,我到廣西上林縣掛職,與一位來自山東濰坊的老板座談,他還說:“能招到工人,我馬上可以提高產量30%”。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體腦倒掛”現象,即農民工比大學生好找工作,大學生掙的錢比不上農民工。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從“農民工爭奪戰”到“高校畢業生爭奪戰”,人才競爭內容的變化,其實反映了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趨勢。
梯度轉移和雁形發展理論表明,二線城市迎來巨大人才機遇
供求規律是最重要的市場經濟規律。市場和產業形成對用工的需求,勞動年齡人口則是用工市場的供給。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釋放了經濟社會活力,迎來了經濟和產業的大發展。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資源,順應市場規律逐步向資源回報率高的產業、地區配置,由此出現了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農村人口進城和轉移,帶來城市的大發展大繁榮。
與供求原理相聯系,應用到地區發展的還有“梯度轉移理論”、“雁形發展理論”。即,有限的資源總是向條件較好的地區集中,形成產業集群效應。但當這些較好的地區由于資源集中,達到或超過其本身的承載能力時,由于資源價格上漲、成本增加,投資回報率會出現遞減。這時,資源就會依次向下一個等級地區集中。這一規律使資源“梯度轉移”,或者從“領頭雁”轉移到排在后面的“雁子”,最后實現整體經濟進步。我國東、中、西部發展戰略就是這一理論的創造性應用。
一線城市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它們獲得了先發展的機遇。北京、上海現在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大都市。但是,經濟規律終究要起作用。一線城市在獲得大發展機會的同時,“大城市病”顯現,生活成本顯著增加,尤其是住房成本。其實,在今年的人才爭奪戰之前,已經出現了“逃離北上廣”的現象,只不過不像今年二線城市搶人才這么惹眼而已。此外,雄安新區的設立,也標志著制度層面的分流大城市人才開了先河。
人才優惠政策只是第一步,關鍵還是要“栽好梧桐樹”
過去,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的是廉價勞動力、高投資的基礎建設和低端制造業。現在這種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為繼,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轉型升級成為必然選擇,人才發展面臨重大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