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當今社會調節利益最廣泛、最有效的媒介中樞，是推進改革的“牛鼻子”。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還是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建立供給側改革的金融動力機制，商業銀行已成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主體。為推動“三去一降一補”，亟待加強“銀行+”動力機制、“商投聯動”動力機制、“綠色金融”動力機制等建設，為此統一金融監管標準已刻不容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時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衣領子工程”，需要抓住關鍵點來謀篇布局。無論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還是降成本、補短板等，推進成效最終取決于改革的動力機制。動力由利益所驅動，也為利益所羈絆。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中央高層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上是對傳統粗放式增長方式下的利益格局整合、優化，為向健康、可持續發展方式轉型創造新的動力。

　　毋庸置疑，金融是當今社會調節利益最廣泛、最有效的媒介中樞，是推進改革的“牛鼻子”。無論是從化解過剩產能到處置“僵尸企業”，還是從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到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建立供給側改革的金融動力機制，以金融調節利益形成新的驅動力，可謂當務之急。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力量，商業銀行不僅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要與實體經濟共同發展，本身即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主體。加快建立供給側改革的動力機制，商業銀行是毋庸置疑的主力軍。

　　作為社會資金的調配媒介中樞，商業銀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著關鍵引領作用。龐大的產業基礎、強大的資金供給、靈活的配置能力、流動的風險機制、精巧的治理工具，是商業銀行支持乃至引領實體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基礎。今年初，央行等八部委印發《關于金融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落實差別化工業信貸政策、加快工業信貸產品創新、改進工業信貸管理制度等針對商業銀行支持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指引。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驅動器和加速器，商業銀行的引領作用越發突出。

　　同時，商業銀行本身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主體。去年我國全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4萬億，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達11.3萬億，占比73%。作為社會資金供給的主要渠道，在新的形勢下，商業銀行的供給側改革尤為急迫。近期《國務院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又對商業銀行自身的供給側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鼓勵商業銀行發展創新型非抵押類貸款模式，發展融資擔保機構”。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經濟中一些中長期、結構性、內生性的問題逐漸顯現，商業銀行在不良指標持續攀升等方面的壓力不斷加大。面臨著僵尸企業“僵而不死”，吞噬大量流動性，擠占市場信用，不良指標保持上升勢頭的復雜局面。在堅定推進改革的大背景下，傳統落后產業將被淘汰，倘若只是被動跟隨改革，銀行不良貸款等問題或會在短期內更趨惡化。有鑒于此，只有積極主動參與、引領供給側改革，健全完善風險預案和應急機制，才能確保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三期疊加”的新常態下，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充分發揮好金融的作用，通過“銀行+”動力機制、“商投聯動”動力機制、“綠色金融”動力機制等建設，讓金融成為改革的動力引擎。仔細分析，這大約有如下幾個步驟。

　　首先是建立“銀行+”動力機制，充分發揮銀行資金與信息優勢，打通去庫存中的供需屏障。真正有效的去庫存，是為庫存產品找到更多消化渠道。例如，目前雖然出現了水泥、鋼材等原材料的高庫存，但卻并非真正“過剩”。海綿城市、地下管廊等新型城市建設的基礎設施都需要這些原材料。建立起“銀行+”動力機制，就是要充分發揮銀行資金與信息優勢：一方面通過資金支持將基礎設施建設等發展需要轉化為市場需求;另一方面通過信息整合、交易撮合等方式實現供求對接。當然，建立“銀行+”動力機制，需要銀行加快研發提供高適配性的金融創新和提升服務能力，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形成切實可行的去庫存路徑。

　　其次是建立“商投聯動”動力機制，切實降成本、激活供給側改革，高效去產能、清理僵尸企業。面對僵尸企業對信貸資源的消耗以及對行業發展的拖累，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但“一刀切”的清理也不利于市場穩定。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僅靠調整傳統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配套一系列的分類應對方案，建立“商投聯動”動力機制：一方面通過間接與直接融資兩條線，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通過商行信貸、投行顧問等綜合金融服務平臺，在果斷調整信貸政策，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挖掘企業發展潛力，運用資本市場工具整合企業資源，清除企業“僵尸之身”，為企業改造升級提供有力的支持。

　　再次是健全完善“綠色金融”的動力機制，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近年來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決策層也出臺了許多鼓勵發展的措施。雖然我國的綠色金融、綠色投資發展起步不久，但眼下已建立起了綠色信貸指引和統計體系，碳交易試點也在陸續啟動，央行征信中心也已開始引入企業的環境違法信息。但綠色金融畢竟是我國金融的一個短板，未來我國發展綠色金融的關鍵在于，不斷健全完善“綠色金融”的動力機制：一方面通過稅收、監管等方面的激勵或者約束，促進金融機構發展綠色金融;另一方面通過壓力測試、風險計量等方面，將綠色環保因素納入金融機構發展的預測評估模型，引導金融機構加快發展綠色金融。

　　此外，為在公平的約束機制下逐步消化泡沫和去杠桿，統一金融監管標準已刻不容緩。監管標準的不一致性，大大制約了我國金融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年來，不同于受嚴格監管標準約束的傳統銀行業，互聯網企業在相對寬松的監管要求下，以“野蠻生長”之勢從事金融業務，加速抬升了金融杠桿，積累了較大的泡沫和風險，個別銀行為尋求監管套利也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其中。P2P網貸平臺的大量關門就是最突出的表現。所以，改變傳統分業監管制度下對互聯網金融的差異化監管，盡快統一金融監管標準，比如對涉及客戶存款或類存款業務的互聯網金融企業按標準上繳存款準備金，或向存款保險基金上繳保費，當能有效避免互聯網金融泡沫過度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