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由上海國家會計學院(SNAI)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凱瑞商學院共同舉辦的全球經濟展望論壇上，國內外著名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國際社會正處于一個極度振蕩的時期，中國國內形勢也更為復雜。在房價持續上漲的同時，人民幣匯率也出現了顯著下降，應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改革創新是惟一出路。

　　全球增長低迷成重大挑戰

　　原有刺激手段缺乏效果

　　全球經濟正在低位增長，而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同很多國家一樣，中國利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需求增長的動力已然不足。但如果這些短期政策無法依賴，那么何種手段才能確保全球經濟更快速度、更穩定增長呢?

　　“工業國家遭遇經濟危機，不僅會經濟大量緊縮、衰退，整個經濟發展水平也會降低，這是全球正在發生的普遍現象。”美聯儲紐約、舊金山分行前研究經濟學家、ASU凱瑞商學院經濟學教授Bart　Hobijn說:“增長背后的引擎一直在放緩。中國已經歷長期的快速發展，增速稍微放緩一點也并不令人驚訝。中國早期的發展過程，是一種借鑒并趕超國外先進技術的‘迎頭趕上’。就目前來看，中國的發展態勢仍是比較好的。”

　　“目前，國際上有三種可行的刺激方式用以應對全球經濟增長衰退。”Bart　Hobijn　說:第一種是央行采取貨幣政策刺激，大部分國家下調利率以降低消費者、企業和銀行的信貸成本，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第二種是財政政策刺激，通過直接政府支出或刺激支出的轉移支付來增加需求;第三種是控制匯率，通過抑制匯率來刺激出口需求，這需要中央銀行或貨幣發行局購買外國資產。

　　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Bart　Hobijn　表示，這些刺激都漸漸開始缺乏效果。首先是貨幣政策的效果低于預期。一方面，央行的貨幣刺激措施與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相互抵消了;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損壞的資產負債表也阻礙了貨幣傳導。緩慢的經濟增長趨勢和通貨膨脹均體現在資產價值而非消費者價格，已經找不到其它刺激經濟的政策空間。

　　其次，財政刺激受債務水平的限制。各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發達經濟體尤其如此，財政刺激的空間越來越有限且越來越沒有必要。一個國家債務占GDP比率的臨界水平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達到了某個臨界比率，如果不能再繼續借到錢，就會有巨大的財務危機，有可能會發生主權債務危機。Bart　Hobijn　認為，退休和醫療費用的成本導致長期財政前景慘淡，需要把項目削減與增加稅收相結合，財政干預上硬違約和軟賴賬都是極端的選擇。

　　另外，以出口為導向的刺激不如過去有效。自2008年全球貿易放緩，而全球貿易中，出口總值有2/3來自中國GDP。Bart　Hobijn說，如果要刺激中國的出口，每增加1元人民幣出口并不能夠增加1元GDP。他還認為，美國政府近期推出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將會受到抵制和反對，因為減少進口的政策，最終將影響美國國內就業者的利益。

　　在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司總裁助理陳曉升看來，盡管全球經濟已經漸漸滑向不可復蘇的泥潭，但中國經濟也有其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或者中國社會發展的政策，除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等手段之外，還有改革、黨建。這兩者是西方完全市場經濟環境所不具備的條件。觀察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如果不分析中國的改革，不觀察社會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經濟復蘇依靠改革創新創新企業推動經濟增長“生產率才是推動經濟增長背后的根本原因，新技術的發展和運用讓全世界獲益。如果沒有這些新技術，我們將面臨整個經濟的放緩。生產力放緩才是真正難解決的問題。創新和技術才是真正推動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動因。”Bart　Hobijn說。

　　陳曉升也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過程中，需要從原來的靠投資、出口，完全靠房地產的模式轉變成靠消費、服務業、技術進步，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政府正在推動的一個轉變，這個轉變處在哪個階段，就決定了中國經濟乃至于全球經濟的復蘇點在什么階段。

　　對于如何創新、轉型升級，政策制定者可能要考慮如何改變激勵機制，如何引導創新發展的方向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關鍵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在于如何建立起更具創新性的企業，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

　　Bart　Hobijn坦言:“我認為長期勞動力進步和生產力的增長，要比短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更加重要。解決生產力提高的問題才能讓我們獲取最大的利益。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重要趨勢。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如果美國能夠持續復蘇，中國乃至于全球也將進入復蘇周期。”

　　陳曉升認為，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幾個經濟體的增長仍不確定，而對于中國的復蘇，毫無疑問需要依靠改革:“中國的改革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治軍等。這一屆中央政府在做整個改革的布局，或者說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愿景的時候，思考的周期是很長的，這也將是力保我國經濟復蘇的核心手段。”

　　“但是，從短周期來看，對中國經濟過分樂觀亦是不可取的。”陳曉升表示，從2012年以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一直持續保持在低位，也就是說中國長周期的增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開始。中國供給側改革最大的變化是使所有行業集中度上升。行業集中度上升以后，規模效應會帶來成本下降，這會帶來短周期的運營效率提高。但從企業領導層面考慮，對擴大再生產的戰略部署仍相對謹慎。

　　中國政府在大力推動全球化。陳曉升認為，中國未來最具發展條件的空間和產業，首先是中產階級所拉動的消費升級，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所在;另外一個就是“一帶一路”所帶動的中國長周期的經濟增長。